其实,我又问了 ChatGPT 两个问题 ……

公共领域、公共议程、公共生活,对于我来说是很熟悉的内容,也慢慢疲惫。但是之前,我之所以对公共生活有一点小小兴趣,是因为当“润”出来了,突然就失去了之前的依托,很多问题变得不一样了。比如,润出来了如何“公共生活”,这对很多人来说算是个真实的问题。

于是我就很喜欢“公共生活”这个词,它和“公共讨论”、“公共意见”是不同的,是更大的范围,也更具实践性,甚至,它们更真实,更社会结构化,而不是漂浮着。

于是我又问了 ChatGPT 两个问题,给我的答案也很有意思,Share 一下吧,同样,我觉得它们非常有参考性。


我是想说,当一个人从极权社会到了一个民主自由的文明社会,但是他并没有国籍,而是“临时”/“外来”的状态,这个时候,他可以享有“公共生活”吗?从严格定义上来看。

这是一个很有深度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从极权社会来到了民主自由的文明社会,但他的身份是“临时”或“外来”状态,从严格的定义上来看,他能否享有“公共生活”确实存在一些复杂的考量。

1. “公共生活”的基本定义

公共生活的核心在于一个人在社会中与他人共同参与、分享、讨论并影响社会事务的权利和能力。这包括参与公共空间的活动、表达观点、参与决策过程、享有社会资源等。在民主社会中,公共生活的重要特征是开放、包容、和多样性,原则上每个人都有平等参与的机会。

2. “临时”或“外来”身份对公共生活的限制

对于“临时”或“外来”状态的个人来说,他在参与公共生活方面确实会面临一些限制,这些限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法律与政治参与的限制:没有国籍的“临时”居民通常不能参加选举、不能投票、不能担任公职,这些是影响社会决策的重要途径,因此在政治方面的公共生活中,他们可能无法参与到公共决策中。这也意味着他们在涉及国家政策、政治事务等“公共事务”上的发声与影响力受到限制。
  • 社会资源与福利的限制:公共生活的一部分在于享有社会的公共资源,例如社会福利、公共医疗等。作为“临时”或“外来”身份,这些人可能无法完全享有这些资源,或者仅享有部分权利,这限制了他们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的广度。
  • 社会排斥与文化壁垒:即使在民主社会中,外来者或“临时”身份的人也可能面临社会文化上的排斥和歧视,这会影响他们在公共领域中的自由度和舒适度。他们可能难以融入本地的社交圈,难以参与到文化活动、社区讨论等公共生活的层面中。

3. “公共生活”的可能性

尽管存在这些限制,“临时”或“外来”身份的人在民主自由社会中依然可以通过某些方式参与公共生活:

  • 参与公共空间和社区活动:在民主社会,公共空间(如公园、图书馆、社交场所)对所有人开放,不论身份。因此,即使是“临时”身份的人,也可以在这些场所中与他人交流,参与公共讨论,这也是公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 非正式公共讨论与表达:虽然不能通过投票等正式途径影响政治决策,但他们可以通过非正式方式参与公共讨论,如参加示威游行、签署请愿书、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意见等。这些都是公共生活的一部分,并且对社会产生影响。
  • 社区志愿活动:参与志愿服务是参与公共生活的重要方式之一。即使没有国籍,临时居民也可以通过志愿服务与社区联系,帮助他人,参与社区活动,这样的行为也有助于他们融入社会,并在某种程度上享受公共生活的意义。
  • 跨文化的公共空间:在许多民主社会中,尤其是多元文化的城市,存在专门为外来者设立的公共空间和组织(如移民支持中心、文化协会)。这些场所提供了一个可以自由表达、交流和获得支持的环境,是外来者建立公共生活的途径之一。
  • 社交媒体和数字公共空间:互联网为外来者提供了一个参与公共讨论的全球性平台,不受地理和国籍的严格限制。虽然在现实的物理公共空间参与可能受限,但数字平台可以是外来者表达意见和进行交流的公共领域。

4. 严格定义下的考量

从严格的定义上来看,公共生活的理想状态应该是人人享有平等的参与权,无论身份、背景还是国籍。但是,在现实中,由于身份差异,“临时”或“外来”居民可能无法完全享有与本国公民相同的公共生活,特别是在政治参与和社会资源的享有上。然而,民主社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原则仍然使这些人可以以某种程度参与到公共生活中,尤其是通过社交、志愿服务、文化活动等形式。

结论

因此,虽然“临时”或“外来”身份对公共生活的参与存在一定的法律和社会限制,但在民主自由的社会中,这些人仍然有多种途径参与到公共生活的不同层面中,尤其是通过社区活动、公共空间的使用、非正式的公共讨论等方式。严格定义上,他们的参与不一定是全面平等的,但在公共生活的某些方面,他们依然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发挥影响力。


那这种“公共生活”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这种“公共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尤其是在身份“临时”或“外来”的情况下,具有多重层面的影响,不仅对参与者本身有积极的意义,也对接纳的社区和整个社会结构带来了深远的价值。以下是其价值和意义的主要方面:

1. 个体归属感和认同感

对于一个“临时”或“外来”的人来说,参与公共生活能够帮助他们克服因身份不稳定带来的孤立感和陌生感。通过在公共空间与人交流、参加社区活动,他们可以逐渐融入到当地的社会网络中,找到归属感。这种归属感是一个人心理健康和幸福感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他们更好地适应新环境,并逐步建立起对新社区的认同感。

2. 跨文化交流与理解

外来者在民主社会中的公共生活参与,能够促进文化的交流与相互理解。在公共空间中,外来者有机会与本地人接触,分享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经历,这样的交流不仅有助于外来者更好地理解和融入接纳社区的文化,也使本地居民获得新的视角,增进对不同文化的尊重和理解。这种跨文化的互动为社会多样性和宽容精神提供了养分,减少了因文化差异引起的偏见和误解。

3. 社会包容与多样性的体现

公共生活的一个核心价值是它可以体现和促进社会的包容性。外来者通过参与公共活动,不仅在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也表明社会对不同背景、不同身份群体的接受和欢迎。这种包容性反映了民主社会的开放原则和普世价值,有助于营造一个多样化和相互尊重的社会环境。

4. 自我价值的实现与社会贡献

通过参与公共生活,即使是身份“临时”的人,也可以找到体现自我价值的途径。比如通过志愿服务、分享知识、参与艺术和文化活动等,他们不仅获得个人成就感,也对当地社区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种贡献为他们提供了内在的满足感,并且帮助他们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对他人和社会是有意义的。这也是他们逐渐从“外来者”转变为“社会一员”的过程。

5. 抵抗孤立和极端化的作用

参与公共生活可以有效地抵制孤立感以及因疏离产生的极端化倾向。外来者若因身份或文化原因被排斥于公共生活之外,可能会产生被边缘化的心理,这种心理容易导致极端化或敌对的态度。通过参与公共讨论和社区活动,外来者能够保持与社会的接触,倾听和分享不同的观点,从而降低孤立感和极端化的风险,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6. 促进民主实践和社会参与

尽管外来者无法参与投票等政治活动,但他们在公共生活中的参与仍然是民主社会实践的一部分。通过参加示威游行、签署请愿、在公共讨论中发表意见,外来者在一定程度上对公共事务表达了看法,这也是民主社会多样声音的体现。这样的参与不仅锻炼了外来者的社会责任感,也提醒当地社区要对每一位生活在此地的人负责,哪怕他们的身份是临时的。

7. 建立桥梁,促成共识

外来者在公共生活中的参与,有助于打破“外来者”和“本地人”之间的隔阂。在公共空间中,外来者与本地人一起参与活动和讨论,不仅可以分享他们的见解,也能够理解本地人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这种相互接触有助于建立相互的信任和理解,找到更多的共同点,逐步形成社区内的共识。这样的共识对社区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8. 激发社会变革和创新

外来者带来的新想法和不同视角能够激发社会的创新和变革。外来者的生活经验和背景往往与本地人有所不同,他们对公共生活的参与可以带来新的视角和问题的解决方式。这种多样化的思维碰撞,能够为社区注入活力,促进社会在文化、艺术、经济等方面的多样化发展,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

结论

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中,外来者或“临时”身份的人通过参与公共生活,可以找到归属感,体现自我价值,促进社会的包容性和跨文化理解,并为社会带来新的活力和视角。虽然他们的身份可能在某些方面受限,但通过参与公共生活,他们不仅能为自己赢得尊重,也能为接纳的社会作出贡献,从而实现公共生活的真正价值:开放、平等、多样性和共同的福祉。这样的公共生活对个体、社区、乃至整个社会都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


同样,我也有一点简单的想法,很坚定,但是展开起来过于冗长,只是概括一下:

首先,我们需要认真的参与公共生活才可能让自己从巨大的污染里一点点清明,这是一个长期复杂不断自我反省的过程,而公共生活的参与(不仅是公共讨论)是很好的支持。

其次,如果我们想要什么价值,那么公共价值、普世价值这些东西是需要追求和践行的,而不是浮空的。

关于极权下的公共生活,我问了ChatGPT两个问题

今天在一个匿名问答项目里看到一个有意思的提问是,“我们这一代的人,还需要怎样的公共生活?”。

这句话是很孤立的一句话。其实并不知道“我们”是什么年龄段,只能估计是年轻人。但是这个句子里用了一个“还”字,就被用户“侦测”到了,回复说,“这个还字说得好像曾经有过的样子?就个人体验来说,公共生活几乎没有。”

同样另一个答复也很有时代性,“几乎没有公共生活。只有推送(洗脑)。”

都是很好的回答。如果我可以用“这一代人”来描述他们的话,他们至少是清楚,没有公共生活的。回想二十年前,那些人伪装公共生活,就变得很讽刺。

我把这个问题改了一下,丢给了 ChatGPT ,意外地它给了我非常好的答案。


关于“公共生活”的表象

什么是公共,极权社会能有公共生活吗?

“公共”是指社会中不同个体或群体共享的空间、资源、活动或讨论领域,是人们可以参与的公共事务和交流的地方。公共生活不仅包括实体的公共空间(如公园、广场、图书馆),还包括公共讨论、信息交流、政策决策等领域,它代表着个体之间通过讨论和行动达成共识和共同利益的部分。

在极权社会,公共生活的存在非常有限且受到严格控制。极权主义的特点是集权集中,国家对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公共生活的表达、参与和交流进行全面掌控。虽然极权社会表面上可能仍然有公共生活的形式(如集体活动、国家组织的庆典、政治集会),但这些公共生活并不是自由开放的,而是由国家权力组织和操控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政权的利益和权威,而不是为了社会中不同个体之间的自由讨论和共同利益。

因此,在极权社会中,所谓的“公共生活”更多的是服从于国家意志的展示空间,而非真正的公共领域。人们的意见、交流和参与受到极大的限制,个体之间缺乏自由互动的空间,讨论的话题和言论的范围被严格规制,甚至个人隐私也受到监视,导致公共生活被压缩、扭曲甚至消失。因此,极权社会很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生活,因为公共生活的本质在于开放、多样性和自由,而这些特质在极权社会中都被压制或消灭了。

总结来说,极权社会可能有“公共活动”的表象,但缺乏自由、开放和多样化的真正“公共生活”。


关于保有公共生活的精神和实践

那这种情况下,普通正常头脑现代的人,还有什么办法过某种恰当和真正的“公共生活”吗

在极权社会中,普通人要实现某种“恰当和真正的公共生活”确实面临重重困难。然而,历史和现实中,有些人通过一些方式在有限的空间里努力保有公共生活的精神和实践。这些方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小规模的私人聚会和社交网络

在极权社会中,公开的大规模集会可能受到严格监控和镇压,但小规模的私人聚会往往更有可能存续下来。这种形式通常表现为家庭聚会、朋友之间的私密讨论、读书会、文化沙龙等。这些聚会提供了一种在私人领域里进行交流、分享和讨论的方式,尽管规模有限,但它们保留了真正公共生活的精神——人们可以相对自由地交流想法,讨论共同关心的社会、文化或个人问题。

2. 隐喻和文学创作

在表达受限的情况下,文学、艺术、音乐等创作成为了间接进行公共生活的重要方式。作家、诗人、艺术家们通过隐喻、象征、比喻等方式表达他们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和反思。虽然极权社会严格审查言论,但艺术作品中的多义性和隐喻性让人们能够在表面之下看到更深的意涵,并通过作品与他人产生思想共鸣。这种文学创作成为了另类的“公共讨论”空间。

3. 地下网络和替代性媒体

在极权社会中,官方媒介完全被国家控制,但人们会发展地下网络和替代性媒体,比如秘密出版物(“地下刊物”或“samizdat”)、暗中流传的文稿和录音带,甚至通过象征性的艺术作品来传达反抗的信息。这些地下渠道虽然风险很大,但在一些历史实例中(如苏联的“萨米兹达”),它们成为了人们获取真实信息、交流思想的重要方式,维系了某种形式的公共生活。

4. 社区互助与行动

极权政权可能会阻碍人们在公共事务中的正式参与,但人们仍然可以通过社区互助行动来维护某种公共精神。例如,在自然灾害、邻里危机、贫困等情况下,居民之间的互助和支持虽然没有公开的政治诉求,但仍是公共生活的体现。这种行动反映了共同利益和集体责任感,展示了“公共”的社会凝聚力和人性关怀。

5. 个人的勇敢与微小抵抗

在极权社会中,有些人会通过一些微小的、象征性的行为来表现对自由的渴望。例如,表达一种对体制的嘲讽,书写讽刺的诗歌,穿戴象征自由的服饰,或者选择不服从某些无理的规定。这些行为看似微不足道,但它们在不断地传递信息——人们仍然没有放弃自由思考的权利,也以这种方式唤起周围人们的觉醒。

6. 保持独立的思想与内在自由

即使外在环境完全不允许公开的公共讨论,保持独立的思想、保持内在的自由也是一种重要的抗争形式。在极权社会中,读书、思考、写日记、与可信赖的朋友私下讨论,都是保持自己不被完全同化的重要方式。正如哈维尔所言,保持“活在真实中”是极权环境下最深层次的抵抗——拒绝屈服于虚假的意识形态,保持对真理的追求。

7. 教育下一代

教育子女、让他们保持对自由和正义的向往,也是对极权环境中的公共生活的一种传承。在极权社会里,学校的教育可能充满了意识形态,但在家庭中,家长可以教导孩子如何独立思考、如何保持怀疑精神以及对真理的追求。这种“私下的公共教育”是维系公共生活价值观的一种重要途径。

结论

在极权社会中,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生活被极大地限制,但人们依然可以通过小范围的聚会、文学创作、地下网络、社区互助等方式来维系某种形式的公共交流与共识建立。同时,保持内心的自由、教育下一代、用微小的抵抗行为传递对自由的渴望,也是普通人努力追求“公共生活”的表现。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行为汇聚起来,便构成了极权社会中对自由和公共性的持久抗争与希望。


关于哈维尔式答案

首先我觉得两个答案都很好。很具有参考性。但是看到这样的“好答案”,又觉得寒冷和悲伤。

从 ChatGPT 的逻辑来说,它所具备的算是一种“普通智能”,或者说“公约数智能”,当某个问题被准确问道,如果它能有条理展开回答,往往是这个问题已经在“数据”层面被充分回答过了。

这意味着,这些内容可能早就已经是“常识化”的内容了。但在我看来,它依然距离普及有十分遥远的距离。

我有时候会用“哈维尔式的答案”来描述一些事情。第二个问题我认为就是提供的哈维尔式的答案。我觉得很赞,但是我非常不认同那些“向贵国这样的新极权提供哈维尔式答案的人”;另外,悲伤的是,我不认为哈维尔式答案在贵国是适用的,但是我也没有答案,最后还只能承认它“聊胜于无”。

我们是没有遇到过这样复杂且强大的极权的。上述所有的方法,概括起来,它只能拯救自己,只能默默进行,只能极小范围比如三两人,五六人,最后,它们都是“躲起来”的方法。

躲起来的活下去,最后就是会不断牺牲掉智识以追求活下去的过程,这跟我是不断被胁迫所以作恶,只是为了活下去,几乎没有质的区别。

致哀。

名字是个人权利最重要的部分

最近有一件事情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齐齐哈尔体育馆坍塌,有人把死亡学生的名字整理好了,发在了网上,然后竟然引发了反对声音。有人会来说你发人的名字有什么意义?纪念不能好好纪念吗?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那个就是抬杠方式。首先名字它当然是非常有意义了。但是你为什么要对人家的行为去挑刺或者反对?显然是你意识到了名字对你产生了冲击,名字对你有了某种影响,所以你的反对本身其实是见证了名字的意义。

我们就这个题来展开说一下在当代社会名字其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它其实是私人领域和领域的一道门,有时候他应该在门内,有时候应该在门外,完全取决于什么?完全取决于权利问题。

我们先从新闻学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在新闻实践方面其实是有明确的要求的。那如果在一个公共事件、公共灾难发生的时候,如果有人死亡,然后有人失踪,那么媒体记者们是有责任去收集、整理以及公布这些名字的,因为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就已经进入了公共领域,成为了大家所关怀的这个事情,也就是说整个公共领域都应该关接具体的人,同样人民也有一些非常实用的功能帮助到,就是相关的家,相关的家人去寻找他,或者是其他人获得相关资讯以后,可以通过媒体来反馈出来,所以你会发现当在公共事务的时候,名字其实就是从左边,从门内迈到了门外,它就变成了公共领域的一部分,事关到很多人的利益跟价值。

反过来有时候他又应该明确放在门内是不可以,就是置之于门外的,他是个人隐私的一部分,比如前一段时间在杭州一个别墅里有6个人的这个群体活动,然后警察把他们的非常详细的信息都公布出来了,不仅包含这些人的名字,还包含他们带的器具和他们的行为。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当面对公共权利的时候,个人的名字反而是隐私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它是人的基本权利,它是应该被保护的。

所以放在我们当下这个社会来看,那么名字它不仅就是在某些时候是需要被公布的,而且它已经完全成为某种层面上是抗争的一部分。我是觉得疫情三年是我每个人都不能忘的这一部分。在上海疫情很严苛的那一段时间,同时还发生了一些其他的事情,比如说呼和浩特有一位母亲从楼上跳下来,我们的这个社交媒体上就是有一个母。那么在深圳有一位清洁女工把她的鞋放在这个就是走道上,然后跳了下去,同样我们报道的时候也是深圳的一位清洁女工。所以你会发现这些死者都是没有名字的,这种名没有名字恰好反映出了人命如草芥的现实状态,所以它跟当时的这个管制基本上来说就是一体两面。跟名字还有关的事情是什么?你会发现有非常多的参与作恶的人,他们穿着白色的制服,带着这个面具,然后一切都消失了,面目消失了,名字也消失了,因为没有名字,所以他们可以为所欲为,那么名字显然在这个状态里面他已经是权力问题,是压迫和被压迫的问题,就是过于清晰。

那我们回到开头说的齐齐哈尔这个披露11个人的名字这件事情,它其实是有它的缘由跟背景的,那最重要的是2008年512汶川地震的时候,然后有很多公民团体去调查这些豆腐渣工程导致的孩子死亡,以及这些孩子的名单,因为把5,000多个孩子的名字一一列出来,就他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名单他就已经足以说明很多很多问题了,所以这些公民团体去调查名单的过程中受到了百般阻挠,然后二位在酒店里头被那个暴击,然后有人被限制这个行动自由,然后有人就直接被抓了,还有现在还在域里面的。那显然在这个时候人的名字就已经成为了一种抗争,而且是在第一线,这个事情其实是影响还是很深远的,那么齐齐哈尔这个公布名字其实是跟这个事情相呼应的,就是我们至少应该做到,因为我们已经对于权力实在是没有什么,这个就是制约的能力,所以至少可以一种方式来纪念或者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