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还是个文艺青年的时候，我就看了不少文艺批评的书籍，其中，“女性主义”算是一个大的流派；以及当时我说阅读的基本都是用的“女性主义”这个词，会出现“女权”，但并不多，一般是描述上个世界六七十年代具体的“女权运动”时。我对此没有什么的感受，就觉得“理所当然”，而且也努力学习了。事实上我自认为自己还是很在意女性感受，尊重女性权利的，并且也能从社会结构和文化习俗里批判的去看这个问题。
但有趣的是，随着社交媒体加成 Metoo 运动，女权议题慢慢在日常讨论里占据了很大的份量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为什么不是“女性主义”而是“女权”，前者不是更好的词语选择吗？所以，在我 Twitter 档案里，我还算习惯使用“女性主义”这个词。
今天在梳理和回看时，我突然想到我自己应该是在这个点上曾经走偏了，但基本悄然回到了正道上。下面这个帖子还很典型：
在我看来，戴锦华老师并不是”女性主义者“，她可能深谙女性主义的讨论内容和讨论方法，但是是把它作为”文论“的理论来对待，是一种理论资源。即，女性主义不是自己要去提倡，发展为社会运动；也不是自己要去践行，变成生活准则的。（ 戴老师挺好的，我只是描述一种可能。
可能有朋友记得这是讨论什么问题，大概就是戴老师在一次对谈中提到中国的女权问题时，加以了赞赏，说社会主义男女平等给了女性机会云云，引发了网上很多的批评。
正如我自己所说，“女性主义”在戴老师这里不是一个践行的对象，而是一个理论资源；那么，我自己曾经期待过的“为什么不用女性主义而要用女权呢”一样，我自己也可能“轻慢”了互联网上的女权声讨。换言之，“女性主义”这个词本身就是理论化的，而不是行动主义的，天生就不是用来践行而是作为谈资的。是以恐怕应该对持有这个想法的自己多加批评才对。
更进一步，或许我们在 90 年代开始的理论化运动中，一直在有意识把 Feminism 这个单词翻译为“女性主义”，回避“权”这个字。或许这背后是知识人无意识或者刻意的一种回避，一种投降，一种自我保护，一种精致的功利吧。
虽然在使用情境中，我们在理论研究了里，Feminism 包含了扩展的女性视角部分，但主要还是一个权利运动的词，但作为文艺研究和理论里的“女性主义”则基本限定在女性视角的体验、感受等，以丰富文本/视角的多样性，抹去了权力尤其是权力实践、日常运动的部分。
我应该是悄然转变，放弃了早期想法的。我更多对相关议题使用的还是“女权”这个词。我现在坚定的认为，必须放在权力框架里反复讨论才对，以及它应该是行动、实践。
“女性主义”这个词并不是花瓶，但是与其总是被当做花瓶来观赏，不如宁可要一身泥泞的“女权”、“女权主义”这样的词，即便很多混淆和混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