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抗 AI 带来的失业和贫困”，积极主义者认为这是一个空泛的提问，但我其实觉得这是一个真问题——即便我现在客串 AI 乐观主义者。
在最近的 在地与离岸 68 讨论了AI，我说我变成了相对乐观积极的态度，有朋友留言提到”珍妮机发明后的纺织女工遭遇“并忧心仲仲，基本上所有的担心我都认同。我是非常反感”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主张。人类并没有准备后迎接纺织机的时候，它到来了，我觉得这可以理解。但是如果用”历史的必然“，去说 AI 我觉得是非常糟糕的，因为我们已经经历了多次这样的事件，人类应该能够从历史中学会，让 AI 慢一点，让人类社会多一点准备时间，让伤害少一点。
新冠疫情三年大封锁，“时代一粒灰”这个概念已经深入人心？这是一个狗屎概念，不是“时代的一粒灰，落到普通个体身上就是一座大山”，而是说那三年疫统，背后更多是极权的问题，而不是时代的问题。
那么，AI 革命这个事情，是“时代”吗？我是觉得不尽然的。如果我们把时间拉到几年前，你会发现 openAI 作为“非营利组织”，对这可能的后果是有预判，并且积极面对的；同样，Anthropic 也是如此——它们号称要“负责任”的 AI，然后在实际行动上却显得很难堪。
我们之所以无法从历史吸取教训，背后还是存在一个“结构”，这个结构是超级资本所构建的秩序，它们已经渗透和内在深度影响（即便我们不用“控制”这个词）了社会组织，包括选举/政客/制度。也就是说我们面临的问题，从追求效率/从社会达尔文/从绩效社会/从平台资本/从算法控制/从……已经彻底开始了，并不是“初见端倪”，对不对？而是“昭然若揭”？或者这个词也不够，或许已经“雪崩”之中了。
所以，对“如何对抗 AI 带来的失业和贫困”这个问题，如果已经在开始了那就继续；如果还没开始，至少不要“预告”，不要“将来”，不要”即将“，要认识到它早就是现实。
人类也不是毫无经验，媒体和非营利组织过去曾搭建了一个完整的公共范式，是面对这些问题并努力解决的，当然也包括某些行政/政治成果。它们依然有效，只是略显式微，或者处于”要输掉“的状态而已。
这种就是人类的问题，而不是 AI 的问题。如果人类想要去面对和解决这样的问题，AI 是可以帮上忙的。